企业家的十二种形象 发布时间：2024-02-12 20:17:28作者: hth登录官网

  纵观整个思想史，企业家的突出地位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与经济活动的动态与静态表现交织在了一起。经济科学——始于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最初关注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对经济进步怎么样产生的解释。因此，亚当·斯密给他写于1776年的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起了如此生动的标题。在经济科学的起步阶段，企业家作为对产品和资源市场的运作至关重要的经济主体而出现。起初，有关定义和解释企业家及其作用方面的进展是停滞不前的；实际上，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在斯密之前完成的，而斯密混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角色，在某一些程度上模糊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卡尔·马克思延续了研究资本主义动态的古典传统，不过他主要研究的是资本家，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此后逐渐淡化。

  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传统经济学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思维模式来发展，而是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门研究怎么样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科学，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本质上主要是静态的。在随后的几代人中，企业家的作用被忽视了，因为经济学家努力在均衡框架内完善和扩展经济理论。在此期间，企业家精神成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该领域的其他内容相比，它关注领导的性质和特征。企业家在经济学中仍然很重要，但只有在研究范围涉及到经济发展时才重要。

  在20世纪，与企业家精神最密切相关的名字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围绕扰乱均衡的企业家动态、创新行动，构思了《经济发展理论》。这引出了“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这个说法，它默认还存在着别的类型的企业家，他们能够从事不同的活动。然而，很少有研究来确定这些其他活动是什么，以及哪个经济主体对这些活动负责。

  最终，企业家引起了管理学的注意，后者被迫找出企业家和经理之间的区别。因此，企业家精神是当今至少三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焦点，并且可能在更多学科（例如心理学）中变得突出。可以预期，研究企业家精神的这种多管齐下的路径将解决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然而，还没再次出现这样的共识。

  企业家精神这种被割裂的本质是一个惊人的反常现象，它伴随着对该主题学术和实践兴趣的急剧增长。约瑟夫·熊彼特于1932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6年，他与亚瑟·科尔一起创办了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第二年，迈尔斯·梅斯为哈佛商学院的188名学生开设了可能是美国的第一门企业家精神课程。从那时起，高等教育中的企业家精神的增长一直是显著的。到21世纪初，已有近20万名美国学生参加了企业家精神或小企业课程。目前，有1600多所院校开设了2200多门关于该主题的课程。此外，根据全球企业家精神中心联盟的数据，还有着超过150个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大学研究中心。

  知情人士推测，对企业家精神教育的需求将超过对训练有素的大学教师的供应。报名企业家精神课程的学生不仅来自传统的商科和经济学专业，也来自科学和工程领域。此外，现在属于企业家精神范畴的主题也慢慢变得广泛。商业企业家精神课程中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政治企业家精神和学术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了。

  在供应方面，企业家精神博士项目的匮乏加剧了合格教师的短缺。为满足对企业家精神教育的超额需求，许多机构正在招聘新的商业与管理学教师和/或兼职教授来讲授这门学科——通常专注于小企业。填补这些空缺的讲师通常来自商界而非学界。随之而来的指导倾向于强调“动手”的商业实践和具体问题，而不是概念问题或历史先例。结果，在满足此时此地的迫切需求的同时，企业家精神的思想史也被牺牲掉了；或者它只是成为普遍的反历史偏见的又一个受害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关于企业家主题的所有历史视角都将丢失。

  我们写这本书是为了保留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我们的阐述源自经济学（而非社会学或管理学）的角度，因此它并不主张其方法具有全面性。本书按年代顺序追踪了经济文献中的企业家，以便为当代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各种著作和学说提供一个更有益的视角。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根据18世纪至今的经济文献所揭示的那样，回顾了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性质和作用。

  这种调查在几个维度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它显示了一个概念的含混性质，而由于熊彼特的重大影响，该概念已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我们将了解到，除了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概念，还有别的的企业家精神概念。实际上，纵观历史，企业家拥有过许多种形象，发挥过许多种作用。我们的历史调查也说明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将了解到，经济理论难以吸收一个核心概念，而该概念在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的历史调查将依照古往今来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想法，揭示企业家精神的许多不同方面。历史上的经济学文献给了企业家不少于十二种身份。我们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详细探讨这些身份中的每一个。但首先我们要揭示我们将遇到的各种主题。

  很明显，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一些作者强调不止一个特征。一些观点是相互竞争的；一些是相互补充的。总之，企业家是一种难以把握的人；总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难以把握的活动或心态。然而，当我们考虑这个列表时，我们惊讶于其对企业家是一个动态的而非被动的经济主体的大量强调。经济主体的主动性（dynamisim）不是一件小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题为《动态资本主义》的文章（发表于2006年10月10日）中，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S. 菲尔普斯比较了西方两种盛行的经济体系，即自由企业与社团主义。他总结说，只有前者提供的开放、鼓励和灵活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来自企业家的新商业理念。菲尔普斯将主动性定义为：经济体在提出被认为在技术上可行且有利可图的创新想法上的丰裕程度——简而言之，经济体在商业成功创新方面的才能。因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可以很容易地在“企业家经济”和“社团经济”之间进行对比。

  放眼美国以外的地方（甚至是美国境内的某些地区），人们所遇到的主要是针对菲尔普斯所颂扬的那种动态资本主义的敌意。例如，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欧备受谴责？原因无疑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许多知识分子没办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正如菲尔普斯所指出的，今天的街头抗议者似乎将商业等同于既得财富，因此他们都以为给商业以宽容度就等于增加了旧财富的特权，加剧了收入差距。这些批评者所说的“企业家”是指银行或工厂富有的所有者，而对于熊彼特来说，它意味着这样一个新来者，他向着既得财富逆流而上，从以前不存在的机会中寻找新的利润，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我们消费者过得更好。显然，在地理政治学舞台上的观念之战中，知识结构很重要。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我们应该探究历史记录所揭示的企业家的性质和作用吗？

  （原文编选自［美］罗伯特·F. 埃贝尔、［美］阿尔伯特·N. 林克《企业家精神理论史》，熊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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